# 程序員涉虛幣結算賭場案:如何爭取緩刑?在刑事案件中,許多當事人和家屬認爲律師的工作就是"據理力爭、能言善辯"。但實際上,在定性明確、量刑空間有限的案件中,有效的辯護工作往往不是一味與司法機關對抗,而是考驗律師的溝通能力。特別是在當前認罪認罰制度下,檢察院的量刑建議對案件最終結果起着關鍵作用。律師能否理解辦案人員的關切,在求同存異基礎上進行專業溝通,往往決定了案件走向。換言之,律師的專業不僅體現在法律知識掌握,更體現在能否贏得辦案人員信任。當律師意見被認可時,往往意味着爲當事人爭取從寬處理打開了空間。本文將結合一起涉及虛擬幣結算、被控開設賭場罪的案件,探討如何通過具體策略推進,達到有效辯護的理想結果。## 案情概要 數月前,筆者接手了一起開設賭場案:當事人是一名程序員,被指控爲多個境外賭博網站提供虛擬貨幣支付結算服務,涉嫌構成開設賭場罪。根據公安機關指控,該程序員在過去兩年間,幫助多個賭博平台完成了總計超過4億個USDT的賭資結算,折合人民幣約27億元;其個人非法獲利90餘萬個USDT,約600餘萬元人民幣。依據刑法規定,這種情況通常應處以五年以上十年以下有期徒刑。面對定性明確、數據清晰、金額巨大的案件,辯護空間在哪裏?## 案件難點經過初步梳理,本案有兩個核心難點:1. "死無對證"的證據困局。當事人稱還有兩名合夥人,但一人已去世,另一人失聯。案卷中公安機關將所有涉案行爲均指向當事人一人。如何確定當事人在團夥中的地位作用?2. 鏈上交易數據的客觀性。27億賭資總額、600多萬元獲利金額,即便存在統計疏漏,能扣減多少?## 辯護策略面對這種情況,採取對抗式的"死磕"辯護往往無效,甚至可能適得其反。本案的關鍵在於:如何在現有證據結構內,推動辦案機關作出對當事人更有利的判斷?具體策略包括:1. 精準識別辦案人可能的顧慮,找到他們"最不能接受的風險"。2. 從這些風險出發,推動案件處理方式的調整。3. 不回避案件嚴重程度,也不盲目挑戰定性,而是站在"讓案件順利走完程序、又能把懲罰拉到合理區間"的角度,做策略設計。4. 充分換位思考,從辦案人員立場提出辯護觀點。## 溝通過程與檢察官初次見面時,對方表示"案件沒什麼爭議,盡早認罪認罰"。但通過有效溝通,檢察官態度逐步轉變:1. 指出如果不退偵直接起訴,法官可能要求補充證據。2. 分析案件在實體和程序上的瑕疵,如虛擬貨幣處置流程、金額計算方法等。3. 說明如將當事人定爲主犯可能產生的"後遺症"。經過多輪溝通,量刑建議從"至少七八年"逐步調整爲"判處有期徒刑二年,緩刑三年"。## 最終結果最終,法院採納了檢察院的量刑建議,判決結果爲:判處有期徒刑二年,緩刑三年。這一結果既體現了法律的嚴肅性,也給了當事人改過自新的機會,同時也避免了一個家庭陷入更深的困境。## 結語刑辯律師的工作,很多時候是在夾縫中尋找希望。即便在看似"沒有任何空間"的案件中,只要沒有最終判決,就一定存在溝通和調整的空間。關鍵在於找到突破點,在現有證據結構內爲當事人爭取最大利益。
程序員涉虛幣賭場案獲緩刑 律師專業溝通顯成效
程序員涉虛幣結算賭場案:如何爭取緩刑?
在刑事案件中,許多當事人和家屬認爲律師的工作就是"據理力爭、能言善辯"。但實際上,在定性明確、量刑空間有限的案件中,有效的辯護工作往往不是一味與司法機關對抗,而是考驗律師的溝通能力。
特別是在當前認罪認罰制度下,檢察院的量刑建議對案件最終結果起着關鍵作用。律師能否理解辦案人員的關切,在求同存異基礎上進行專業溝通,往往決定了案件走向。
換言之,律師的專業不僅體現在法律知識掌握,更體現在能否贏得辦案人員信任。當律師意見被認可時,往往意味着爲當事人爭取從寬處理打開了空間。
本文將結合一起涉及虛擬幣結算、被控開設賭場罪的案件,探討如何通過具體策略推進,達到有效辯護的理想結果。
案情概要
數月前,筆者接手了一起開設賭場案:當事人是一名程序員,被指控爲多個境外賭博網站提供虛擬貨幣支付結算服務,涉嫌構成開設賭場罪。
根據公安機關指控,該程序員在過去兩年間,幫助多個賭博平台完成了總計超過4億個USDT的賭資結算,折合人民幣約27億元;其個人非法獲利90餘萬個USDT,約600餘萬元人民幣。
依據刑法規定,這種情況通常應處以五年以上十年以下有期徒刑。
面對定性明確、數據清晰、金額巨大的案件,辯護空間在哪裏?
案件難點
經過初步梳理,本案有兩個核心難點:
"死無對證"的證據困局。當事人稱還有兩名合夥人,但一人已去世,另一人失聯。案卷中公安機關將所有涉案行爲均指向當事人一人。如何確定當事人在團夥中的地位作用?
鏈上交易數據的客觀性。27億賭資總額、600多萬元獲利金額,即便存在統計疏漏,能扣減多少?
辯護策略
面對這種情況,採取對抗式的"死磕"辯護往往無效,甚至可能適得其反。本案的關鍵在於:如何在現有證據結構內,推動辦案機關作出對當事人更有利的判斷?
具體策略包括:
精準識別辦案人可能的顧慮,找到他們"最不能接受的風險"。
從這些風險出發,推動案件處理方式的調整。
不回避案件嚴重程度,也不盲目挑戰定性,而是站在"讓案件順利走完程序、又能把懲罰拉到合理區間"的角度,做策略設計。
充分換位思考,從辦案人員立場提出辯護觀點。
溝通過程
與檢察官初次見面時,對方表示"案件沒什麼爭議,盡早認罪認罰"。但通過有效溝通,檢察官態度逐步轉變:
指出如果不退偵直接起訴,法官可能要求補充證據。
分析案件在實體和程序上的瑕疵,如虛擬貨幣處置流程、金額計算方法等。
說明如將當事人定爲主犯可能產生的"後遺症"。
經過多輪溝通,量刑建議從"至少七八年"逐步調整爲"判處有期徒刑二年,緩刑三年"。
最終結果
最終,法院採納了檢察院的量刑建議,判決結果爲:判處有期徒刑二年,緩刑三年。
這一結果既體現了法律的嚴肅性,也給了當事人改過自新的機會,同時也避免了一個家庭陷入更深的困境。
結語
刑辯律師的工作,很多時候是在夾縫中尋找希望。即便在看似"沒有任何空間"的案件中,只要沒有最終判決,就一定存在溝通和調整的空間。關鍵在於找到突破點,在現有證據結構內爲當事人爭取最大利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