引言

以太坊共同創辦人 Vitalik Buterin 於 1 月 19 日參與由動區動趨位於臺北的 Tempo X 加速器多元宇宙（Plurality）論壇－“積沙成島：多元民主的臺灣經驗如何推進到 Web3 時代？”在論壇中，他探討了從傳統投票到平方投票等不同投票系統的理論和實踐應用，解釋了這些系統如何在不同情境下工作，以及它們如何影響民主決策過程。

*本報導來自於 Youtube 公開影片內容，透過 ChatGPT 等 AI 工具所生成的逐字稿所撰寫，版權聲明爲 CC0，若有翻譯問題、歡迎任何人使用線上檔案共同協作、提供任何意見。

投票機制在各領域的重要性

在深入探討各大投票系統之前，Vitalik首先探討了投票系統的多樣性及其在不同領域的應用。他提到，大家通常會將投票聯想到國家或城市選舉，但實際上投票過程遍布於各種規模和背景。例如，除了政府選舉，還有民意調查和非營利組織內的投票，他進一步強調，民意調查雖然理論上是非約束性的，但其結果對於話語權和文化有着顯著影響。

接着，Vitalik轉向提及社群媒體平台上的“微型民主”。他以推文爲例，說明當人們在不同平台（如 X、Farkaster 和 Mastodon）上發布內容時，其他用戶的點讚和轉發會影響大衆對這些內容的看法。他認爲，這些互動實際上是每天發生的“數百萬個公投”，決定着某個觀點是否值得大家更廣泛的關注。

傳統投票體系與缺點

談到目前傳統投票系統的局限性和缺點，Vitalik 拋出一個基本問題：爲什麼僅僅投票給 A 或 B 不夠好？他用一個簡單的例子來說明這一點，其中九名選民分別支持不同的候選人，A 得到四票，B 得到三票，C 得到兩票。在這種情況下，雖然 A 看似獲勝，但 A 並不是最受大衆歡迎的選項。

Vitalik 闡述傳統投票缺點

Vitalik 進一步分析這些選民的偏好，說明即使 A 在投票中獲勝，這並不意味着他是大多數人的首選。他指出，如果有一大部分選民強烈反對 A，而他們的票數在 B 和 C 之間分散，這可能導致 A 錯誤地被認爲是最受歡迎的選擇。

爲了更清楚地說明，Vitalik 引用了“Duverger 定律（杜瓦傑法則）”，解釋爲何這種簡單的投票系統往往導致僅有兩個主要黨派的局面。他舉例說，像是在美國，這種現象非常明顯，投票系統往往演變成兩大黨之間的競爭。

Duverger定律延伸的棄保效應

從 Duverger 定律（杜瓦傑法則）的角度來看， Vitalik 解釋當前政治體系下小黨派難以成功的原因，他指出，選民通常認爲小黨候選人勝選的機會很小，因爲他們過去從未獲勝。因此，即使選民非常喜歡這些小黨候選人，他們也可能選擇投票給更有可能獲勝的主要黨派候選人。

他指出，這種思維方式導致選民通常只在兩個主要候選人之間做出選擇，這進一步鞏固了兩大黨的地位，使得其他候選人難以進入民主系統，也就是所謂的“棄保效應”。

探討杜瓦傑法則下的棄保效應總而言之，Vitalik 這種選舉制度的結果通常是，即使兩大黨的候選人都不理想，選民仍然會投票給他們認爲“比較不糟糕”的一方，這種模式下使得舉辦包含多於兩名候選人的穩定選舉變得非常困難。

排名選擇投票優、缺點

針對排名選擇投票（Ranked Choice Voting），Vitalik 解釋說，排名選擇投票允許每位選民宣布他們對候選人的整體偏好順序，從最喜歡到最不喜歡。在計票過程中，會經歷多輪淘汰，每輪淘汰得票最少的候選人，直到最後只剩下一名候選人。

Vitalik 用一個例子來說明這種投票方式如何解決傳統投票系統中的某些問題。在他的例子中，當 A、B 和 C 三位候選人競選時，排名選擇投票能更準確地反映出選民的偏好，最終讓真正受多數選民支持的候選人獲勝。然而，他也指出這種投票方式的缺點是過於復雜，可能在某些情況下產生直觀上錯誤的結果。

介紹排名選擇投票案例

同意投票法形式更爲簡單

接着，Vitalik 講解了另一種投票方法：同意投票（Approval Voting），同意投票法中，選民可以爲任意數量的候選人投票，包括一個、兩個、三個，甚至不投票。

爲了更好地理解這種投票方式的運作，Vitalik 舉例：假設有四個人喜歡候選人 A，而另外五個人非常不喜歡 A，但他們對候選人 B 和 C 的喜好程度有所不同。在這種情況下，支持 A 的四個人會投票給 A，而反對 A 的五個人則會選擇支持 B 和 C。這導致 B 和 C 各得五票，並列勝出。

Vitalik 指出，如果這種情況擺在現實生活中，因爲參與投票人數衆多，高機率會出現票數上細微的差異，最終導致其中一個候選人獲勝。他強調，同意投票可以產生有意義的結果，並且比排名選擇投票等更復雜的投票方式簡單得多。

Vitalik 講解同意投票法

Arrow 定理提出的困境

在這之後，Vitalik 討論了 Arrow 定理及其對投票系統的影響，他指出，Arrow 定理簡單地說明了一個問題：在任何有至少三名候選人的投票中，所有投票機制都可能在某些情況下給出明顯錯誤的結果。這通常是因爲違反了所謂的“無關選擇的獨立性”原則，意即引入一個新的候選人 C 可能會改變 A 和 B 之間的勝負結果，這在直覺上是不公平的。

Vitalik 接着解釋說，Arrow 定理認爲無論如何設計投票系統，都無法避免這種情況。然而，他指出 Arrow 定理有一個重要的假設，即序數偏好，這意味着投票系統可以考慮你是否喜歡 A 超過 B，但不能考慮你喜歡A多少超過B。

實際上，Vitalik 說明，只要投票系統開始允許考慮選民對候選人喜好程度的差異，就可以規避 Arrow 定理提出的困境。他提到同意投票（Approval Voting）是一種有效的方法，因爲它認知必須考慮這種程度的差異。最後，他提到了平方投票（Quadratic Voting），這是一種更復雜的投票系統，允許選民根據固定數量的票數分配他們的偏好。

考慮到上述投票機制所遇到的困境 ，Vitalik 解釋了平方投票法的數學邏輯，即每次投票的成本與投票數量呈平方關係。這一特性使得參與者需要更謹慎地考慮自己的選擇，且避免整體選舉結果被通過大量的低價值投票來操縱。這有助於減少極端投票行爲的影響，使得最終結果更具代表性和公平性。

Vitalik 提到了平方投票法的實際應用，例如在 Gitcoin grants 中的二次資助池以及不同 DAO 中的案例。他認爲，這種投票機制不僅可以用於加密貨幣領域，還可以應用於各種不同的社群和決策場景中。

最後，Vitalik 強調了實踐經驗的重要性，並鼓勵社區積極參與和實驗各種不同的投票機制。他認爲，這將有助於更好地理解投票機制的運作方式並改進其設計，從而爲社群提供更公平和具代表性的決策方式。

結論Q&A

步入論壇的尾聲，以太坊創辦人 Vitalik 特別強調了平方投票法的價值，但他也認爲，實際上所有投票系統中，除了機制設計，社群參與是極爲關鍵的，他鼓勵實驗和改進，以實現更公平和具代表性的決策方式。

Vitalik 認爲，投票機制可以多方面應用，就是人們對民主和政治感興趣的原因，以及爲什麼那些關注加密貨幣和 Web3 的人會與政治活動家處於同一個房間的原因，因爲這兩個羣體在很多方面關心相似的問題，面對相同的挑戰。

針對於民主投票機制，Tempo X 的現場中有衆多與會者踊躍對 Vitalik 提出了問題。

Jimmy 提問

Ｑ：在不同的社群和加密生態系統中實施的投票系統中，我想知道，是否有一種你認爲做得相對不錯，如果有，是否一套評估框架可以用來評估這些不同的治理和投票系統。

A：像是 Optimism 公共孵化基金，這是一種獨特的方法，讓人們提供理想數量後選擇中位數。這種方法與之前討論的其他投票機制有所不同，但我認爲它們可以在某種程度上互相映射。

此外，我認爲每個分散式自治組織（DAO）都有其獨特的對提案的是與否投票方式，反映了投票機制的廣泛多樣性。我也想要提醒不要對投票機制本身過分強調，雖然投票機制本身很重要，但更關鍵的是圍繞這些機制的“溝通結構（Communication Structure）”，我想這佔了決策過程的大約 75%，而投票機制本身只佔 25%。

在 Optimism 的投票方面，例如，我支持代理人制度，這是因爲它允許人們事先說明他們爲什麼以特定方式投票。這樣，代表可以創建清單，說明他們的投票決策，並且其他代表可以選擇跟隨這些清單。這種結構不僅僅存在於投票機制之上，它實際上提高了機制的質量。

在很多去中心化自治組織（DAO）中，當需要對機制進行投票時，成員不僅需要投票，他們還參與了與治理相關的論壇。這對我來說也非常重要，因爲它們提供了理解和參與的途徑。雖然這些與治理相關的溝通結構和機制難以用數學模型來描述，但它們在治理過程中扮演着關鍵角色。

洪智傑 提問

Q：我對平方投票法（QV）中的作弊機制感到好奇，特別是關於如何避免或識別這種作弊的方法。我了解到在平方投票制度下，如果有人想要獲得100票，他們需要花費 10,000 點。

然而，我擔心的是，如果這個人找到另一個只需要 1,000 點就能獲得相同數量票數的方式，那麼這個成本明顯低於直接購買 100 票所需的 10,000 點。這樣的作弊行爲不僅對系統不公，而且可能對每個參與者造成傷害，尤其是當其他人對此一無所知時。我想問的是，我們如何在這種系統中識別和避免這樣的作弊行爲呢？

A：對於處理平方投票法的串謀問題，我們可以從技術上使作弊更困難，就像 Macy 那樣的方法，但這樣做的挑戰在於，個人投票訊息的公開性可能被濫用，就像在 Gitcoin 資助中所見，人們利用這些訊息進行追溯性空投，從而破壞了整個機制。

我們還面臨保護個人身分安全的問題，並且需要考慮到技術解決方案可能無法完全完美。因此，我們還需要從機制設計的角度出發，創造更好的激勵結構。例如，通過賦予在其他問題上意見不同的人更多的投票權重，來限制那些控制大量帳戶的串謀者的影響力，所以我認爲這兩種策略的結合是有價值的。

陳靜芳 提問（明富國際法律事務所合夥律師）

Q：是的，我有一個問題關於新投票方法需要憲法修正，而修改憲法需要國會批準。然而，國會通常是通過舊方法選出的。既有的制度不太可能選擇一個違背自身利益的投票系統，所以，有機會打破這個循環嗎？

A：是的，我認爲這確實取決於具體的情境。例如，在我更關注的美國選舉背景下，我們看到的是如何崩潰成爲兩大政黨。在這種情況下，我們可以討論他們是否會允許第三個政黨的存在，或者他們不會。

甚至在這個問題上，我認爲激勵因素可能比人們想像的要更開放。即使是共和黨和民主黨，內部也不是單一實體，而是由各種不同利益的復雜人羣組成的，這當中絕對包括可能希望看到某種第三黨存在的人。

所以，我認爲在任何體系中激勵因素都是非常復雜的，我同意這是政治體系固化的主要原因之一。但有時候，世界可能比它看起來的要復雜，甚至在好的方面也是如此。所以，有時候，變革是會發生的，你知道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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